TORT-RIGHTS · GAOMING
佛山高明区侵权损害律师
高明的人身损害,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厂房顶上、屋面瓦上、吊篮里。厂房维修、屋面翻新、广告牌安装、限额以下的小工程——活包出去了,人从上面摔下来了,谁来赔?
高明常见的人身损害
2025 年,高明区应急管理部门公布的高处坠落事故有 4 起,全部造成人员死亡,且都存在无证作业、无防护措施的问题。这几起事故的形态高度相似,值得逐一拆开看。
第一起,2025 年 6 月 4 日 7 时 35 分,荷城街道古孟古三股份经济合作社大禾朗厂房。作业人员在厂房顶棚作业时踩破瓦面坠落,造成 1 人死亡,直接经济损失约 97 万元。事故调查认定三方都有责任:死者袁某祯无证作业、未佩戴安全带和安全帽、踩踏瓦面导致坠落;承包者袁某炯无相应资质、无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未编制施工方案、安排无证人员作业、未排查事故隐患;发包方欧某康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,发包协议未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,未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。三方均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 114 条第 1 款第 1 项受到行政处罚。整改要求中提出建立限额以下工程登记备案制度。
第二起,2025 年 8 月 19 日,某高铁项目工地。4 名作业人员无证从事高处作业,其中 2 人在 16 米高的吊篮内安装排水管,2 人在 11 米高的桥墩平台上作业,均未系安全带。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 97 条第 7 项及行政处罚裁量基准(3 人次以上处 7 万至 10 万元罚款),处罚款 8.5 万元。
第三起,2025 年 10 月 24 日,明城镇某厂房 13 米高的顶棚。作业人员莫某无证从事高处作业,被处罚款 1.5 万元,同时被责令停工、调离岗位。
第四起,2024 年 12 月 17 日,荷城街道某科技公司瓦楞纸箱印刷设备研发制造项目厂房工地,发生高处坠落事故。
这四起事故的共同点,不是"意外",而是可以预见却没有被防住的必然。厂房顶棚的石棉瓦、彩钢瓦老化之后承重力很弱,踩上去就破;屋面作业没有临边防护、没有安全绳挂点;作业人员没有高处作业操作证,也没有接受过安全培训。这些因素叠加,坠落只是时间问题。
从民事赔偿的角度看,这类案件的核心不是"谁摔的",而是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怎么定:发包方(企业、村集体、厂房业主)、承包方(包工头、施工队)、作业人员(工人),三者之间是承揽、雇佣还是劳务关系,直接决定赔偿主体和赔偿比例。
高明人身损害的三个争议点
一、承揽还是雇佣:一字之差,赔偿差一倍
这是高明这类案件里最核心的分歧点。两种关系的法律后果完全不同。
如果是雇佣(或者个人劳务)关系,适用民法典第 1192 条: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,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,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。也就是说,雇主原则上要赔,只是可以按工人的过错比例减轻。实践中,雇主通常承担 60% 至 80% 的责任。
如果是承揽关系,适用民法典第 1193 条: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,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;但定作人对定作、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,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。也就是说,定作人(发包方)原则上不赔,只有在对"定作、指示、选任"有过错时才承担相应责任。实践中,定作人承担的比例通常在 10% 至 30%。
差别有多大?以一起死亡赔偿总额 130 万元的案子为例:认定雇佣、雇主承担 70%,就是 91 万元;认定承揽、定作人承担 20%,就是 26 万元。差了 65 万元。
那怎么区分?司法实践中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五条。第一,看有没有控制、支配关系:雇主是否指定工作场所、工作时间、工作方式,是否进行现场管理、指挥、监督。承揽关系中,承揽人自主决定怎么干、什么时候干。第二,看报酬支付方式:按时间计酬(日工资、月工资)倾向于雇佣;按成果计酬(完成多少平方米、多少米、一次性总价)倾向于承揽。第三,看工具设备由谁提供:雇主提供工具、材料、设备的,倾向于雇佣;承揽人自带工具、自备材料的,倾向于承揽。第四,看是否一次性完成特定工作:承揽以完成特定工作成果为目的,雇佣以提供劳务本身为目的。第五,看是否长期稳定:长期、持续、稳定的用工倾向于雇佣;一次性、临时性的活倾向于承揽。
高明的厂房维修、屋面翻新这类活,通常是一次性、按面积或者按总价计价、工人自带简单工具——形式上很像承揽。但实践中也有另一种情形:企业长期雇一个人做杂活,按月发工资,某天让他上屋顶修漏,这时候就更接近雇佣。所以不能只看协议的名称,要看实际的管理方式。
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:包工头带的班组。包工头与工人之间通常是雇佣或者劳务关系,包工头是雇主;发包方与包工头之间是承揽关系。工人受伤,可以向包工头主张(第 1192 条),也可以向发包方主张选任过错(第 1193 条)。两条路径可以同时走,但赔偿总额不能超过实际损失。
二、发包方的"选任过错":明知无资质还发包
民法典第 1193 条里的"选任过错",是发包方承担责任的主要入口。什么叫选任过错?核心是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承揽人没有相应资质、没有安全生产条件,仍然发包。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 49 条把这件事拆成了三道关。第一道是"不能发给谁"——不得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、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。第二道是"必须签什么"——要签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,或者在承包、租赁合同里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第三道是"发包之后还要做什么"——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,定期检查,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。三道关都过了,才谈得上"我尽到了义务"。
这一条有两个硬要求:一是不得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;二是必须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,或者在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
高明 6·4 事故里,发包方欧某康被认定的问题正是这两条: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(袁某炯),发包协议未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,未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。这三个认定,在民事赔偿中会直接构成"选任过错"和"管理过错"。
什么算"相应资质"?厂房维修、屋面翻新这类工程,如果涉及建筑主体结构、或者达到一定规模,需要建筑施工资质;如果只是简单的维修、保洁、零星作业,法律没有强制资质要求,但仍有"安全生产条件"的要求——比如有没有安全管理制度、有没有防护设备、有没有培训记录。这一点常被忽略:没有资质要求,不等于没有安全条件要求。
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主体:村集体、股份经济合作社。高明 6·4 事故的厂房属于古孟古三股份经济合作社,这类主体作为出租方或者发包方,同样要承担安全生产管理责任。很多村集体认为自己只是"收租的",不管安全,这个理解在法律上站不住。
三、限额以下小工程:最没人管的一块
高明 6·4 事故的整改要求里,有一条特别值得注意:建立限额以下工程登记备案制度。这一条指向的是监管的空白地带。
建设工程有明确的管理体系:达到一定规模的要办施工许可、要报建、要接受建设主管部门监管、要委托监理。但"限额以下"的小工程——投资额小、面积小、工期短的厂房维修、屋面翻新、围墙砌筑、广告牌安装——往往不需要办施工许可,也就脱离了建设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管。
这类工程的特点是:金额小、周期短、参与者多是个体包工头、没有施工方案、没有安全交底、没有防护设施。而事故率恰恰最高。高明 2025 年 4 起高处坠落事故,全部属于这一类。
从民事赔偿角度看,限额以下工程的特殊性在于两点。第一,发包方的注意义务不会因为"工程小"而免除。《安全生产法》第 49 条没有限定工程规模,只要是把项目、场所发包出去,就要审查承包方的安全生产条件、就要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、就要统一协调管理。工程小,只能说明风险相对低,不能说明义务不存在。
第二,个体包工头的赔付能力通常很差。这是最现实的问题:包工头往往没有公司、没有资产、没有保险,判决下来也执行不到钱。所以这类案件的重点,往往不是"包工头该赔多少",而是"发包方该承担多少"——因为只有发包方(企业、村集体、厂房业主)有赔付能力。
这也决定了诉讼策略:把发包方和包工头一并列为被告,主张发包方选任过错、管理过错,主张包工头雇主责任,让法院在两者之间分配比例。如果只起诉包工头,赢了也拿不到钱。
还有一个补充路径:工伤保险。如果工人与包工头之间被认定为劳动关系(这种情况较少,但如果包工头有营业执照、长期用工、按月发工资,有可能),可以走工伤认定。另外,一些地方推行"建筑施工行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",如果项目参保了,工人可以直接享受工伤待遇,不受劳动关系认定的限制。
这个对比有实际意义。企业常常以为"最多罚几万块",但一起死亡事故的民事赔偿通常在 100 万元以上,如果涉及多个受害人、或者被认定重大责任事故罪,还有刑事责任。以高明 6·4 事故为例,97 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之外,三方还各自面临行政处罚;如果查明存在重大过失,还可能触及刑法第 134 条的重大责任事故罪。
反过来说,事前防范的成本极低:一副安全带几十元、一个安全绳挂点几百元、一次安全培训几千元、一份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几乎零成本。这个投入产出比,是这类案件最值得向企业说明的一点。
从事故到赔偿,走哪条线
| 环节 | 时限与高明的实际情形 |
|---|---|
| 事故报告与调查 | 事故发生后,现场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;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报告。一般事故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,60 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,特殊情况可延长 60 日 |
| 行政处罚 | 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 97 条、第 114 条等条款,对未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、未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防护用品、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或个人等行为处罚。高明 8 月 19 日案件罚款 8.5 万元、10 月 24 日案件罚款 1.5 万元 |
| 民事赔偿协商 | 可以先由镇街调委会、行业调解组织调解。协商的核心是确定法律关系(承揽/雇佣)、责任比例和赔偿项目。达成协议的,建议由法院出具调解书,便于执行 |
| 民事起诉 | 向被告住所地或者侵权行为地法院起诉,诉讼时效三年。可同时起诉发包方、承包方、包工头。高明法院 2025 年民商事案件平均审理 50.63 天,全市最快 |
| 执行 | 判决生效后两年内申请强制执行。高明法院 2025 年执结 6901 件、到位 12.43 亿元;对 5 万元以下小标的案件集中清理 246 件,执结率 85.36% |
高明的人身损害常见六类
"免责协议"
很多发包方在合同里写一句"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由承包方自行承担,与发包方无关",以为这样就能免责。这类条款的效力很有限。
民法典第 506 条规定,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: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;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。也就是说,造成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,一律无效。
另外,《安全生产法》第 49 条规定的发包方义务是法定义务,不能通过合同约定转移。即使合同里写了"安全由承包方负责",发包方仍然要履行审查安全生产条件、签订专门协议、统一协调管理的义务;没有履行的,仍然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。
那什么条款有用?约定"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"是有用的——不是免责,是明确分工。比如:发包方负责提供作业面的安全条件(临边防护、挂点)、承包方负责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(安全带、安全帽、培训)、双方各自指定安全管理人员、定期联合检查。这种条款能证明发包方尽到了管理义务,从而降低过错程度,但不能完全免除责任。
"直接经济损失"与"赔偿金额"
事故调查报告里的"直接经济损失",和民事赔偿的金额,是两个概念。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 3 条用"直接经济损失"来划分事故等级:一般事故是造成 3 人以下死亡,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,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。这里的"直接经济损失"包括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(医疗费、丧葬费、抚恤金、补助救济费、歇工工资)、善后处理费用(处理事故的事务性费用、现场抢救费用、清理现场费用、事故罚款和赔偿费用)、财产损失价值(固定资产损失、流动资产损失)。
而民事赔偿的计算依据是民法典第 1179 条和最高法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,项目是按"治疗—误工—伤残—死亡"四段排的:治疗阶段是医疗费、护理费、营养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、交通费;误工阶段是误工费;伤残之后是残疾赔偿金、残疾辅助器具费;最严重的情形是丧葬费、死亡赔偿金、被扶养人生活费。精神损害抚慰金单列。
两者的口径不同。调查报告的"直接经济损失"是一个统计口径,用于事故定级;民事赔偿是一个法律口径,用于填补受害人损失。高明 6·4 事故的 97 万元是前者,实际的民事赔偿金额可能高于或者低于这个数,取决于受害人的年龄、户籍、被扶养人情况、责任比例。
所以在谈判中,不能拿调查报告的数字当赔偿标准,也不能因为报告写了 97 万就认为"只能赔这么多"。正确的做法是按法定项目逐项核算,再根据责任比例调整。
死亡赔偿金的城乡差异
2022 年 5 月 1 日起,最高人民法院修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,将残疾赔偿金、死亡赔偿金、被扶养人生活费统一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,不再区分农村和城镇户籍。这一改革对高明这类城乡结合地区的影响很大——过去农村户籍的赔偿标准明显低于城镇,现在统一了。
但仍有几个变量会影响最终金额。第一个是赔偿标准适用的省份:一般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。广东的标准在全国属于较高水平。第二个是年龄:60 周岁以下的按 20 年计算;60 周岁以上的,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;75 周岁以上的按 5 年计算。第三个是被扶养人:未成年人计算至 18 周岁;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按 20 年计算,60 周岁以上同样递减。第四个是责任比例:最终金额要按责任比例调整。
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:精神损害抚慰金。这一项没有统一标准,由法院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、侵害手段、后果、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。高明这类死亡案件的司法实践中,通常在 5 万至 10 万元区间。这部分金额不计入"死亡赔偿金",是单独的一项。
可以委托我们做什么
根据管理方式、计酬方式、工具提供、工作持续性,判断是承揽、雇佣还是劳务关系
围绕选任过错、管理过错、安全条件审查,争取合理的责任分配
把发包方、承包方、包工头、场地所有人一并列为被告,避免赢了官司拿不到钱
按治疗、误工、伤残、死亡四段排项目,先算总额再谈责任比例
把调查报告中的认定转化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,支撑过错主张
应对应急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,涉及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提供辩护
发包审查、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、安全交底、防护设施配置四项制度搭建
判决后的强制执行、财产线索调查、失信限高申请

